巾·帼 | 妇女委员会万岁
妇女委员会万岁
作者：Cinzia Arruzza，Paula Varela
译者：Shawn Chan
校对：苏丽珂
某家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厂正四面楚歌，在那里，一个激进的妇女委员会将工厂里的斗争和更广阔的女权主义斗争结合了起来，这是关于她们的报告。
马蒂格拉芙的工人
马蒂格拉芙（MadyGraf）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独立运营的印刷厂。这家工厂曾隶属于RR Donnelley，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美国公司。工人及其家属2014年曾占领了工厂，当时——在宣布解雇400名劳动力中的123人后——管理层决定关闭工厂来回应工人抗争。
前Donnelley雇员在占领后成立了一个合作社（马蒂格拉芙），目前隶属于印刷工人工会（Federación Gráfica Bonaerense, FGB）。今日工厂面对着难以预测的将来，因为毛里西奥·马克里（阿根廷前总统）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和疯狂的通货膨胀，让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对合作社来说变得过于昂贵。
抗争的支柱
占领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就是马蒂格拉芙妇女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当时管理层威胁开除二十名工人，当时整个工厂的劳动者都是男性，妇女委员会则是由工人的伴侣、妻子和姐妹组织起来的，她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支持工人与管理层的斗争。
虽然妇女委员会最初是只是个支援团体，但是它迅速转变，妇女不仅能在此聚集讨论工厂的情况，话题也拓展到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所需。这一动态在2014年进一步改变，伴随着妇女的支持和参与，当时工人占领并接管了工厂。当时最为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一些妇女——原来工人的妻子，情侣，还有亲戚——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很多委员会的妇女过去曾是家庭主妇，到了那时候就受雇为护士，家政工人和教师。
如Veronica，妇女委员会的一员，她回忆起那些时刻：
我们刚开始和丈夫们一起捍卫他们的工作。工人的抵抗如此强烈，公司决定关闭，我们连同孩子们一起占领了工厂：我们会一起在工厂吃饭，我们得到了社区的很多支持，我们得到资金支持，收到给孩子的礼物。我们还开始和其他的工人妻子接触，因为很多工人不想让他们的妻子参与占厂：正是在这时候，一些工人妻子、母亲还有姐妹也开始在厂里工作。
激进化的空间
合作社的决策机构是工人大会。正是工人大会在2017和2018年的妇女节做出了降低产量的决策，目的是允许女性工人和一些男性加入女权主义罢工和游行，对抗性别暴力以及争取堕胎权。
妇女委员会在提出这一决议和被大会批准了的其他决议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设立“妇女日（月经休假日）”，男女同工同酬，还有六个月的带薪产假和儿童病假。大会还挑战了严格的生产分工：工人能改变自己的工作，“女性”和“男性”的分工被废除。因此，一些妇女开始从事机器操作。莫妮卡回忆起她是如何“通过观察别人如何使用机器并且问很多问题，来学会操作机器。某些时候有人问我想不想试一试操作，我说我可以。”她现在是合格的机器操作手。
甚至在2011年成立妇女委员会之前，前Donnelley的工人就已经不得不经历了一次讨论和修正性别歧视的过程。其中一位工人，塔马拉是工厂倒闭前就已经转型的妇女。就像她向同事解释那样，她过去常常穿着男人衣服上班，她害怕不这么做的话就会丢掉饭碗。但是工厂周围的斗争给了她转型的勇气。她做出转型的决定的时候，她和同事交流，告诉他们她在家里遇到的重重阻力。这开启了一次深入的讨论，迫使工厂工人开始思考性别歧视以及他们是如何把性别歧视正常化的。结果，塔马拉的同事开始为她的权利奋斗：她有自行装扮的权利和使用女性换衣间的权利。这是妇女委员会成立的前奏。
妇女委员会迅速成为激进化和政治化的空间，其涵盖了围绕工厂的斗争，也参与了反对迫害妇女和争取自愿堕胎的女权主义动员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委员会的妇女开始认识到她们作为女性和工人的双重压迫。
委员会的一位领袖这样回忆这一过程如何彻底重塑她对自己和她所生活的世界的认知：
我们最初组织起来是为了支持我们的男人，但后来我们也开始讨论其他问题。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女性权利，我反对堕胎，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女性的决定。2011年，妇女委员会开始讨论堕胎，家庭暴力，性别暴力，性别歧视。“性别歧视（sexism）”这个词原来不存在于我的字典，但是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意识到性别歧视如何在社会里运作。我经常说妇女委员会改变了我作为女性的人生。工厂里也有围绕我们参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争论，但是我一直坚持：“我是绿色潮流的一份子。”（绿色在阿根廷是支持解放和合法堕胎运动的标志）
当我们意识到作为妇女承受的压迫，即使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和其他人，包括我们的伴侣讨论。我们在大会里提出我们自己的议程。我们解释我们作为女性的斗争也与我们的男人有关，于是大伙逐渐变得开放。我们也解释了我们作为工人阶级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其他女性有所不同。这是长久深入的争论，因为我们想让他们加入“绿色潮流”，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走向街头，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我们因为非法堕胎而死。
运动继续
一旦妇女进入生产，妇女委员会就会面对儿童抚养的问题。在占厂前，他们在工厂示威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从内部组织儿童托管。但是占领并进入生产之后，这明显不是办法。最终，委员会说服大会，在厂里建立了一个免费的托儿所，让母亲不仅参与生产，还能加入政治活动。
还有很多其他障碍有待克服。当合作社要求加入工会(Federación Gráfica Bonaerense)的时候，工会起初不愿意，因为工会领导人反对占厂。一旦接纳合作社，工会领导人便提出条件：只允许男性工人加入，只有他们才能参加会议。这一论点在于妇女在占厂后才加入生产，作为合作社工人，妇女不为老板干活。
尽管有着重重挑战，但对于参加委员会的妇女，这是一次改变生活的经历。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Lucrecia记得她第一次参与斗争的情景：
我是个家庭主妇，我知道妇女委员会的存在，我的爱人告诉我了。但是我没有参加的心思。当管理层开始在2014年发动攻击，我决定参与斗争。我和委员会的同志见面，当时是占领初期，我作为家庭成员加入大会。所触动我的是，当我们都对当时的情况非常担忧和伤心之时，妇女委员会却有力而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和其他妻子决定加入委员会。
当谈到这经历改变她的生活的时候，Lucrecia的一位同事泪流满面地说：
我是一位母亲，这改变了我作为女人的生活，而且我希望它也能改变我孩子们的生活。我难以说清楚我是怎么因为这些经历而改变的，我找不到语言去表达。去游行和示威需要大量工作，但是我不觉得累，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孩子，改变这个狗屎般的社会。
玛利亚补充：
它（委员会）给我们巨大能量，妇女可以一起组织，可以罢工，离开工作场所，为我们的生活奋斗。妇女委员会是工厂的支柱，我们和男同志之间互相平等。我感觉有很多女同志支持我，还有男性。这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奋斗不只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阶级，为了所有的工人。我们处于异常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继续前进，为了让孩子有住所和食物。我们因为团结一致而高兴，但这还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我们不希望人们遭受我们的痛苦，而我们深知有很多人所受的苦比我们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变一切，我们现在还会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那里会举行运动、画画、米隆戈（阿根廷舞蹈）等活动，以便我们和其他工人的家庭到这里参加马蒂格拉芙的社交活动。
这一年里，委员会的妇女参与大规模的国内女权运动，并且意识到这一运动的巨大潜力。玛利亚也晓得困难何在“从劳动妇女的角度看来，我们有一个大麻烦：工会官僚机制拒绝支持我们为生活的奋斗，如三八妇女节。劳动妇女有这个障碍，很多妇女离开工作场所并且参与罢工游行。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工人是人口的大多数，你能想象如果工会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力量吗？”她接着说：“我们在克里斯提娜·基尔什内（Cristina Kirchner）政府的八年任期之内，刚开始妇女因为这是女性执政而受到鼓舞，但是在她执政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们占厂已经四年了，这意味着我们工厂在她任期内关闭。八年的女性执政不足以让人们意识到堕胎权，填补性别的工资鸿沟。是的，她的政府使女性诉求可视化，成为可能，但是克里斯提娜的策略并不是解放妇女。”
2月20日，马蒂格拉芙工人在一次国会前示威中受警察镇压。他们正在分发免费记事本，这是作为运动的一部分用以谴责教育部腐败而制作的——教育部在招标中非法偏袒印刷业垄断，损害合作社和公立学校权益。这一行动向社区展示合作社在支持公共教育方面能做些什么。马蒂格拉芙还向贫困地区的不同学校免费提供三百多万免费记事本。然而，马蒂格拉芙工人面对的困难不能阻止他们，他们在推动一场捐赠运动，以支持他们在工人自治方面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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